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年代，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，在抛洒热血、视死如归的关头，不少烈士吟出了惊天动地的就义诗篇，蕴含着伟大的信仰力量。

1934年冬，抗日名将吉鸿昌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判处枪决。在刑场上，吉鸿昌镇定从容，以树枝作笔，以大地为纸，写下正气浩然的就义诗：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！”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抗日大业，是救亡图存，诗中既有早已置自身性命于度外的豪情，又有国难当头、敌寇未灭却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悲愤与遗憾。写完诗后，吉鸿昌不愿跪着挨枪，也不愿背着挨枪，坐在椅子上正面迎着子弹坦然牺牲。

朱也赤是粤西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。他本来叫朱朝柱，1925年入党后改名为朱也赤。1927年，为配合广州起义，他参与组织了怀乡起义，起义取得胜利，正打算进攻信宜县城时，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，反动派气焰大涨，对起义军展开了进攻。朱也赤带领起义军战斗五天五夜，遭到失败。后来，他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，任凭反动派如何威逼利诱，严刑拷打，朱也赤始终坚贞不屈。面对死亡，朱也赤吟诵道：“为主义牺牲，为工农死节。不负天地生，无污父母血！何呜咽？何呜咽？壮哉十六再回头，破碎山河待建设。”山河怀悲，云天含泪，谁能不为这赤胆忠魂感染。作为共产党人，为谁生，为谁死，爱着谁，恨着谁，心中无比坚定，句句分明，字字至诚。

“满天风雪满天愁，革命何须怕断头？留得子胥豪气在，三年归报楚王仇！”这首诗是烈士杨超在就义时高声朗诵的，其诗壮烈激昂，充满了不屈不挠、斗争到底的革命决心。满天的雪花可以见证，烈士的鲜血也可以见证，革命者既是不怕死的，也是杀不尽的。杨超21岁在北京大学入党，1927年12月在南昌被反动派杀害，年仅23岁。

比杨超早一个月在南昌牺牲的烈士帅开甲亦有一首就义诗，读来令人热血沸腾：“民多菜色仕多讧，敢把头颅试剑锋。记取豫章城下血，他年化作杜鹃红。”在百姓多灾多难之际，作为有志青年岂能袖手旁观？革命总是伴随着流血牺牲的，但革命者的血不能白流，也不会白流，烈士倒下的土地，他日定会开出绚丽的花朵！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烈士们用精魂凝成的就义诗，不仅闪耀着坚定的信念，还往往流露出平生的夙愿。大别山的儿子王幼安，1927年底在组织黄麻起义时被捕，次年牺牲，他写下就义诗，“马列思潮沁脑骸，军阀凶残攫我来。世界工农全秉政，甘心直上断头台。”他回顾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哺育，将天下劳苦工农翻身当作己任，只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救民于水火，个人的生死又有何妨？

烈士们慷慨写下的就义诗是不朽的，他们当年的求独立要自强的愿望，今天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。（李昊轩）